（１９０１年５月）
“怎麼辦？”這個問題，近幾年來特別突出地提到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面前。問題不在於選擇道路（象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那樣），而在於我們在已經確定的道路上應當採取哪些實際步驟，到底應當怎麼做。問題在於實際行動的方法和計畫。鬥爭性質和鬥爭方法問題對於從事實際活動的黨來說是一個基本問題；應當承認，這個問題在我們這裏還沒有解決，還有一些重大的意見分歧，這些分歧暴露出令人感到痛心的思想上的不堅定和動搖。一方面，力圖削減和縮小政治組織工作和政治鼓動工作的 “經濟主義”派別還遠沒有死亡。另一方面，只會迎合每個新的“潮流”而不會區別眼前要求同整個運動的基本任務和長遠需要的無原則的折中主義派別，還和過去一樣趾高氣揚。大家知道，這一派的巢穴就是《工人事業》。它最近的“綱領性的”聲明，即那篇採用《歷史性的轉變》這樣一個堂皇的標題的堂皇的文章（《〈工人事業〉雜誌附刊》第６期），十分清楚地證實了我們的上述看法。昨天還在向“經濟主義”獻媚，對嚴厲譴責《工人思想報》憤憤不平，把普列漢諾夫關於同專制制度作鬥爭的問題的提法加以“緩和”，今天卻已經在引用李卜克內西的話：“假使形勢在２４小時內發生變化，那麼策略也必須在２４小時內加以改變”，現在已經在談論建立“堅強的戰鬥組織”來向專制制度發動直接的攻擊，向它發動衝擊，談論“在群眾中進行廣泛的革命的政治的鼓動”（請看，多麼帶勁，又是革命的，又是政治的！），“不斷號召舉行街頭抗議”，“舉行帶有鮮明的〈原文如此！〉政治色彩的街頭示威”，等等，等等。
《工人事業》這樣快就領會了我們在《火星報》創刊號上提出的綱領，知道要建立一個不僅爭取個別的讓步，而且還要直接奪取專制制度堡壘的堅強的有組織的黨，對於這一點，我們本來可以表示滿意，但是這些人沒有任何堅定的觀點，這種情況卻可能把我們的滿意完全打消。
當然，《工人事業》抬出李卜克內西來是徒勞無益的。在２４小時內可以改變某個專門問題上的鼓動策略，可以改變黨組織某一局部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變自己對於是否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需要戰鬥組織和群眾中的政治鼓動這個問題的看法，那不要說在２４小時內，即使在２４個月內加以改變，也只有那些毫無原則的人才辦得到。藉口什麼環境不同和時期變化，這是滑稽可笑的。在任何“平常的、和平的”環境中，在任何“革命士氣低落”的時期，建立戰鬥組織和進行政治鼓動都是必要的。不僅如此，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和在這樣的時期，上述工作尤其必要，因為到了爆發和發動時期再去建立組織那就太晚了；組織必須建立好，以便隨時能夠立即展開自己的活動。“在２４小時內改變策略”！但是要改變策略，就必須先要有策略；沒有一個在任何環境和任何時期都善於進行政治鬥爭的堅強的組織，就談不到什麼系統的、具有堅定原則的和堅持不懈地執行的行動計畫，而只有這樣的計畫才配稱為策略。請看實際情況：人們對我們說，“歷史時機”向我們黨提出了一個“完全新的”問題——恐怖手段問題。昨天，政治組織和政治鼓動問題是“完全新的”問題，今天，恐怖手段問題又是“完全新的”問題了。聽到這些完全忘掉自己身世的人談論起根本改變策略的問題，不是令人感到奇怪麼？
幸虧《工人事業》說錯了。恐怖手段問題完全不是什麼新的問題，我們只要簡略地提一下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既定觀點就夠了。
在原則上，我們從來沒有拒絕而且也不可能拒絕恐怖手段。這是一種軍事行動，在一定的戰鬥時機，在軍隊處於一定的狀況時，在一定的條件下，它是完全適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問題的實質就在於：目前提出來的恐怖手段，並不是作為作戰軍隊的一種行動，一種同整個戰鬥部署密切聯繫和相適應的行動，而是作為一種獨立的、同任何軍隊無關的單獨進攻的手段。的確，在沒有中央革命組織而地方革命組織又軟弱無力的情況下，恐怖行動也只能是這樣。因此，我們堅決宣佈，這種鬥爭手段在目前情況下是不合時宜的，不妥當的，它會使最積極的戰士拋開他們真正的、對整個運動來說最重要的任務，它不能瓦解政府的力量而只會瓦解革命的力量。請回想一下最近發生的事件吧。我們親眼看到廣大的城市工人和城市 “平民” 群眾奮起投入鬥爭，而革命者卻沒有一個領導者和組織者的總部。在這樣的條件下，最堅決的革命者採取恐怖行動，不是只會削弱那些唯一可以寄予極大希望的戰鬥隊伍麼？不是只會使革命組織同那些憤憤不平的、起來反抗的、準備鬥爭的、然而分散的並且正因為分散而顯得軟弱無力的群眾之間的聯繫中斷麼？而這種聯繫正是我們勝利的唯一保證。我們決不想否認單獨的英勇突擊的意義，可是我們的責任是要竭力告誡人們不要醉心於恐怖行動，不要把恐怖行動當作主要的和基本的鬥爭手段，而現在有許許多多的人非常傾心於這種手段。恐怖行動永遠不能成為經常的軍事行動，它至多只能成為發動決定性衝擊時的手段之一。請問，我們現在是否可以號召發動決定性的衝擊呢？《工人事業》顯然認為是可以的。至少，它是在高喊：“組成衝鋒隊吧！”可是這仍舊是一種失去理智的狂熱。我們的軍事力量大部分是志願兵和起義者。我們的常備軍只是幾支人數不多的隊伍，而且就是這幾支隊伍也還沒有動員起來，它們彼此之間沒有聯繫，還不能組成作戰隊伍，更不用說組成衝鋒隊了。在這種情況下，凡是能夠認清我們鬥爭的總的條件，而且在事變歷史進程的每個“轉變”中不忘記這些條件的人都應當懂得，我們當前的口號不能是“發動衝擊”，而應當是“對敵人的堡壘組織正規的圍攻”。換句話說，我們黨的直接任務，不能是號召現有的一切力量馬上去舉行攻擊，而應當是號召建立革命組織，這一組織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能夠統一一切力量，領導運動，即隨時準備支持一切抗議和一切發動，並以此來擴大和鞏固可供決戰之用的軍事力量。
二三月事件 的教訓是很深刻的，現在大概不會有人在原則上反對這種結論了。可是現在要求我們的，不是在原則上而是在實際上解決問題。要求我們不僅懂得需要有什麼樣的組織來進行什麼樣的工作，而且要制定出一定的組織計畫，以便能夠從各方面著手建立組織。鑒於問題的迫切重要性，我們想提出一個計畫草案來請同志們考慮。關於這個計畫，我們在準備出版的一本小冊子裏將作更詳細的發揮。
我們認為，創辦全俄政治報應當是行動的出發點，是建立我們所希望的組織的第一個實際步驟，並且是我們使這個組織得以不斷向深廣發展的基線。首先，我們需要報紙，沒有報紙就不可能系統地進行有堅定原則的和全面的宣傳鼓動。進行這種宣傳鼓動一般說來是社會民主黨的經常的和主要的任務，而在目前，在最廣大的居民階層已經對政治、對社會主義問題產生興趣時，這更是特別迫切的任務。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進行集中的和經常的鼓動工作，用以補充靠個人影響、地方傳單、小冊子等方式進行的零散的鼓動工作；而要進行這種集中的和經常的鼓動工作，就必須利用定期的報刊。報紙出版 （和發行）號數多少和是否按時，可以成為衡量我們軍事行動的這個最基本最必要的部門是否堅實可靠的最確切的標準，這樣說看來並不是誇大。其次，我們需要的是全俄的報紙。假使我們不能夠用報刊上的言論來統一我們對人民和對政府的影響，或者說在我們還不能夠做到這點以前，要想去統一其他更複雜、更困難然而也是更有決定意義的影響手段，那只能是一種空想。無論在思想方面，或者在實踐、組織方面，我們的運動的缺點首先就在於自己的分散性，在於絕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人幾乎完全陷入純粹地方性的工作中，這種地方性的工作會縮小他們的眼界和他們的活動範圍，限制他們從事秘密活動的技能和水平的提高。因此，我們上面所說的那種不堅定和動搖的最深刻的根源，正是應當從這種分散性中去尋找。而為了克服這個缺點，為了把各個地方的運動合成一個全俄的運動，第一步就應當是創辦全俄的報紙。最後，我們需要的報紙還必須是政治報紙。沒有政治機關報，在現代歐洲就不能有配稱為政治運動的運動。沒有政治機關報，就絕對實現不了我們的任務—— 把一切政治不滿和反抗的因素聚集起來，用以壯大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我們已經邁出了第一步，我們已經在工人階級中間激起進行“經濟”揭露，即對工廠進行揭露的熱情。我們還應當再前進一步，在一切稍有覺悟的人民階層中激起進行政治揭露的熱情。不必因為目前政治揭露的呼聲還顯得無力、稀少和怯懦而感到不安。其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大家都容忍員警的專橫暴虐，而是因為那些能夠並且願意進行揭露的人還沒有一個說話的講壇，還沒有熱心聽講並且給講演人以鼓舞的聽眾；他們在人民中間還完全看不到那種值得向它控訴“至高無上的”俄國政府的力量。而現在這一切都在極其迅速地變化著。這樣一種力量現在已經有了，這就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已經證明它不僅願意聽從和支持政治鬥爭的號召，而且決心勇敢地投入鬥爭。現在我們已經能夠並且應當建立一個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講壇；——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就應當是這樣的講壇。俄國工人階級與俄國社會其他階級和階層不同，它對政治知識經常是感興趣的，它經常（不僅在風暴時期）迫切要求閱讀秘密書刊。在有這樣廣泛的要求的條件下，在已經開始培養有經驗的革命領導者的條件下，在工人階級的集中化已經使工人階級實際上成為大城市工人區、大小工廠區的主人的條件下，創辦政治報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完全辦得到的事情。而通過無產階級，報紙還可以深入到城市小市民、鄉村手工業者和農民中間去，成為真正的人民的政治報紙。
但是，報紙的作用並不只限於傳播思想、進行政治教育和爭取政治上的同盟者。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就後一點來說，報紙可以比作腳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築物周圍，顯示出建築物的輪廓，便於各個建築工人之間進行聯絡，幫助他們分配工作和觀察有組織的勞動所獲得的總成績。依靠報紙並通過報紙自然而然會形成一個固定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僅從事地方性工作，而且從事經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員密切注視政治事件，思考這些事件的意義及其對各個不同居民階層的影響，擬定革命的黨對這些事件施加影響的適當措施。單是技術上的任務——保證正常地向報紙提供材料和正常地發行報紙——就迫使我們去建立統一的党的地方代辦員網，這些代辦員彼此間要密切聯繫，瞭解總的情況，習慣於經常按時執行全國性工作中的各種零星任務，並組織一些革命行動以檢驗自己的力量。這種代辦員網[1]，將是我們所需要的那種組織的骨幹。這種組織，其規模之大使它能夠遍佈全國各地；其廣泛性和多樣性使它能夠實行嚴密而精細的分工；其堅定性使它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轉變關頭”和意外情況下都能始終不渝地進行自己的工作；其靈活性使它善於一方面在占絕對優勢的敵人集中全部力量於一點的時候避免同他公開作戰，另一方面又利用這個敵人的遲鈍，在他最難料到的地點和時間攻其不備。今天我們面臨的還是比較容易完成的任務——支援在大城市的街頭遊行示威的學生。明天我們就可能面臨更困難的任務，例如，支援某個地區的失業工人的運動。後天我們就必須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以革命的姿態參加農民的暴動。今天我們必須利用政府向地方自治機關進攻所造成的緊張的政治形勢。明天我們就必須支持人民反對沙皇的某個兇惡的走狗的騷動，幫助人民用抵制、抨擊、遊行示威等等方法來教訓他，使他不得不作公開的讓步。只有靠正規軍經常活動才能使戰鬥準備達到這種程度。假如我們集中自己的力量來辦共同的報紙，那麼，這樣的工作不僅可以培養和造就出最能幹的宣傳員，而且可以培養和造就出最有才幹的組織者，最有才能的党的政治領袖，這些領袖在必要的時候，能夠提出進行決戰的口號並且領導這個決戰。
最後，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誤會，我還想再說幾句話。我們一直都只是講有系統的有計劃的準備，可是我們決不是想以此說明，專制制度只有在正規的圍攻或有組織的衝擊下才會垮臺。這種觀點是一種荒謬的學理主義。相反，專制制度完全可能由於各方面隨時都可能發生的某一次自發的爆發或無法預料的政治衝突的壓力而垮臺，而且從歷史上看來，這種可能性是更大的。但是，任何一個政黨，只要不是陷入冒險主義，就決不會把自己的活動建築在指望這種爆發和衝突上面。我們應當走自己的路，堅持不懈地進行自己的有系統的工作。我們愈是不指靠偶然性，我們就愈不會由於任何“歷史性的轉變”而手足無措。
載於１９０１年５月《火星報》
第４號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５卷第１—１３頁
[1]自然，這樣的代辦員只有在同我們黨的各地的委員會（團體、小組）密切聯繫的條件下，才能有成效地進行工作。而且一般說來，我們所擬訂的整個計畫，當然也只有在各地的委員會的積極支持下才能實現。這些委員會在黨的統一方面已經採取了許多措施，我們相信它們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定能夠以這種或那種形式爭取到這個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