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7日 星期日

「學生勞動者」視角的出現– 一個初步的思考

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
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51865

思考:臺灣學運中「勞動者」視角的出現

最近,由於大學兼任助理納保問題引發的一連串校園運動,包括東海大學成立臺灣第一所私立大學的校園工會,讓我經常在思考一個問題:這種「勞動者」視角的出現,是有什麼樣的歷史變遷、社會環境、論述發展的原因促成的呢?

80年代迄今的臺灣學生運動,最早是從台大為首的校園普選運動開始,到了1986年,臺灣各大專院校紛紛出現了以爭取言論免審稿權和校園民主為主題的地下刊物,並出現許多以地下社團形式運作的行動團體。「爭取言論自由」與「學生自治」幾乎是當時各校的共同主張,並促成了後來許多學校的學生會的產生。

「爭取言論自由」和「學生自治」,和80年代末期臺灣社會風起雲湧的反威權、爭取民主化的運動,若合符節,強調的是學生做為校園內的政治主體、校園公共事務的參與者的角色,突顯的是學生身份的政治面向。

相較於前述的校園民主運動,反高學費運動或可以稱之為臺灣學運的「經濟面向」表現。臺灣學運的反高學費運動,可以以1989年,數個學校學運團體連提出「工農子女教育補助」,要求比照軍公教子女所享有學雜費之優惠為濫觴。

其後在1993年,跨校性學生團體「私校聯盟」學生五十多人到教育部丟雞蛋抗議。訴求:降低私校學費、提高政府對私校的補助、縮短公私立大專院校間教育資源的差距、工農子女教育補助。「私校聯盟」的運作經驗,是後來90年代中期北部重要的跨校學生團體--「例會」的組成基礎。

在1998年的「九八教春」後,反高學費運動變成北部學運很重要的實踐議題。此後「反高學費行動聯盟」每年持續的行動,一直到2008年都還前往教育部前面抗議。2009年還拍攝了一部介紹反高學費運動歷史的短片--「粉墨登場」。

反高學費運動至今依然方興未挨,但是其在經濟面向上的思考,主要還是從學生做為一個消費者,或者頂多延伸到學生做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產業後備軍」、「勞動後備軍」的角色。當時思想基進而左傾的「反高學費聯盟」曾經提出過」向「企業徵收紅利稅」的主張,即著眼在學生在校園內的學習,『將來』即在社會上為資本家進行勞動生產,還是著眼在學生做為「未來」的勞動者身份,或者說聚焦在大學校園做為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的角色。

除了以上前兩者外,從1987~2005年,中部的東海大學獨樹一格的「校園空間運動」(校園規劃議題),雖然也有政治(校園民主、要求學生參與校園規劃決策)與經濟(集體消費、對教育資源分配的反省)的面向,但綜觀其歷史,主要還是以「文化」(校園認同與文化主體性)的面向較為突顯。

總結以上在2005年前,臺灣學生運動在校園議題上表現出的政治、經濟、文化三個面向,如同我前面文章所述大概在2007~2008年間,有一種將學生視為校園勞動者的意識或者說視角開始出現,從2008年開始組織化的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到2011籌備、2012年正式成立的台大校園工會,這兩個實踐取向都不同於過去的學生運動,究竟是怎麼出現的呢?

同樣是「勞動者視角」,如果把九五勞動聯盟視為著重在學生在校園外的勞動者角色,而校園工會則是校園內的勞動者角色。那麼九五聯盟的出現,或許反應了從2000年以後,臺灣的產業發展中,服務業的角色越來越重,「7-11」變成了臺灣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在2007年第一本研究臺灣的連鎖加盟服務業的勞動體制的社會學論文--吳偉立的《圓夢捷徑?連鎖加盟制度中的創業、「資本」,與台灣資本主義》出現,都顯示了連鎖加盟服務業或者服務業越來越成為臺灣經濟發展與勞動體制中的重要角色,而越來越多的青少年,不論是國高中或是大專生,都在其求學時捲入了這個經濟體制中。

從90年代以降的反高學費運動中,對於「教育市場化」的警戒與批判一向是其意識形態的核心。90年代中期臺灣的教育改革進程中,其強烈的「鬆綁」、「去管制化」的色彩,在當時即有一個主要以文化草山學會的人際網絡為核心組成的學生運動團體--「佐苗」提出批判,「九八教春」後的反高學費運動中,這樣的思維依然延續著。初步看起來,在2008年以後這個高等教育市場化的趨向,似乎更加劇烈。台大學運在校園工會成立之前,先有2009年的「男十三舍宿舍搬遷」事件,以及「百大維新」的校園遊行,對於台大校方一味瘋狂追求「頂尖大學計畫」,以「進入百大」為目標,卻忽略核心價值以及師生權益的作法提出強烈批判。2010年由於台大校方刪減校內兼任助理薪資,台大研協開始製作「研究生勞動調查報告」,並在2011年展開漫長的法律、公文鬥爭,籌備成立台大校園工會,最後於2012年正式成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90年代學生運動所批判的「教育市場化」的趨向,已經深入大學校園,影響的不只是學生做為勞動再生產的角色,更擴及到學生在校園中的非正式化勞動--兼任助理的勞動者角色。

當然,國家在勞動管理中的角色的變化,也必須納入考慮,過去向來對於臺灣的勞動體制諸多不合法的現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國家勞動管理單位,如今卻因為這個那個的原因(尚有待深入分析),不得不對於兼任助理納保事件主動提出說明,而後在2015年開始在各校引發了一連串的校園運動。

相較於輿論皆以為是學運新世代的開端,但其實無甚新意的「野草莓」,這個從從2008年「九五勞動聯盟」到2012台大校園工會,所展現的臺灣學運中的「勞動者」視角的出現,對比於從80年代台大校園普選運動到野百合,一直到反高學費運動以降的臺灣學運實踐取向,不啻為臺灣學運實踐在認識論上的一個大跳躍。究竟這樣的轉變如何出現?前述的文字只是對於歷史與事件的變遷做個簡要的整理,至於真正的結構或實踐上的變化,究竟為何?還需要更多的研究。


(圖為1989年東海人間工作坊幹部參加1989年928大學法遊行時,手舉「減免工農子女學雜費」訴求的布條)




2016年7月24日 星期日

列寧:從 何 著 手?

從 何 著 手?

(1901年5月)



“怎麼辦?”這個問題,近幾年來特別突出地提到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面前。問題不在於選擇道路(象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樣),而在於我們在已經確定的道路上應當採取哪些實際步驟,到底應當怎麼做。問題在於實際行動的方法和計畫。鬥爭性質和鬥爭方法問題對於從事實際活動的黨來說是一個基本問題;應當承認,這個問題在我們這裏還沒有解決,還有一些重大的意見分歧,這些分歧暴露出令人感到痛心的思想上的不堅定和動搖。一方面,力圖削減和縮小政治組織工作和政治鼓動工作的 “經濟主義”派別還遠沒有死亡。另一方面,只會迎合每個新的“潮流”而不會區別眼前要求同整個運動的基本任務和長遠需要的無原則的折中主義派別,還和過去一樣趾高氣揚。大家知道,這一派的巢穴就是《工人事業》。它最近的“綱領性的”聲明,即那篇採用《歷史性的轉變》這樣一個堂皇的標題的堂皇的文章(《〈工人事業〉雜誌附刊》第6期),十分清楚地證實了我們的上述看法。昨天還在向“經濟主義”獻媚,對嚴厲譴責《工人思想報》憤憤不平,把普列漢諾夫關於同專制制度作鬥爭的問題的提法加以“緩和”,今天卻已經在引用李卜克內西的話:“假使形勢在24小時內發生變化,那麼策略也必須在24小時內加以改變”,現在已經在談論建立“堅強的戰鬥組織”來向專制制度發動直接的攻擊,向它發動衝擊,談論“在群眾中進行廣泛的革命的政治的鼓動”(請看,多麼帶勁,又是革命的,又是政治的!),“不斷號召舉行街頭抗議”,“舉行帶有鮮明的〈原文如此!〉政治色彩的街頭示威”,等等,等等。

《工人事業》這樣快就領會了我們在《火星報》創刊號上提出的綱領,知道要建立一個不僅爭取個別的讓步,而且還要直接奪取專制制度堡壘的堅強的有組織的黨,對於這一點,我們本來可以表示滿意,但是這些人沒有任何堅定的觀點,這種情況卻可能把我們的滿意完全打消。

當然,《工人事業》抬出李卜克內西來是徒勞無益的。在24小時內可以改變某個專門問題上的鼓動策略,可以改變黨組織某一局部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變自己對於是否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需要戰鬥組織和群眾中的政治鼓動這個問題的看法,那不要說在24小時內,即使在24個月內加以改變,也只有那些毫無原則的人才辦得到。藉口什麼環境不同和時期變化,這是滑稽可笑的。在任何“平常的、和平的”環境中,在任何“革命士氣低落”的時期,建立戰鬥組織和進行政治鼓動都是必要的。不僅如此,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和在這樣的時期,上述工作尤其必要,因為到了爆發和發動時期再去建立組織那就太晚了;組織必須建立好,以便隨時能夠立即展開自己的活動。“在24小時內改變策略”!但是要改變策略,就必須先要有策略;沒有一個在任何環境和任何時期都善於進行政治鬥爭的堅強的組織,就談不到什麼系統的、具有堅定原則的和堅持不懈地執行的行動計畫,而只有這樣的計畫才配稱為策略。請看實際情況:人們對我們說,“歷史時機”向我們黨提出了一個“完全新的”問題——恐怖手段問題。昨天,政治組織和政治鼓動問題是“完全新的”問題,今天,恐怖手段問題又是“完全新的”問題了。聽到這些完全忘掉自己身世的人談論起根本改變策略的問題,不是令人感到奇怪麼?

幸虧《工人事業》說錯了。恐怖手段問題完全不是什麼新的問題,我們只要簡略地提一下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既定觀點就夠了。

在原則上,我們從來沒有拒絕而且也不可能拒絕恐怖手段。這是一種軍事行動,在一定的戰鬥時機,在軍隊處於一定的狀況時,在一定的條件下,它是完全適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問題的實質就在於:目前提出來的恐怖手段,並不是作為作戰軍隊的一種行動,一種同整個戰鬥部署密切聯繫和相適應的行動,而是作為一種獨立的、同任何軍隊無關的單獨進攻的手段。的確,在沒有中央革命組織而地方革命組織又軟弱無力的情況下,恐怖行動也只能是這樣。因此,我們堅決宣佈,這種鬥爭手段在目前情況下是不合時宜的,不妥當的,它會使最積極的戰士拋開他們真正的、對整個運動來說最重要的任務,它不能瓦解政府的力量而只會瓦解革命的力量。請回想一下最近發生的事件吧。我們親眼看到廣大的城市工人和城市 “平民” 群眾奮起投入鬥爭,而革命者卻沒有一個領導者和組織者的總部。在這樣的條件下,最堅決的革命者採取恐怖行動,不是只會削弱那些唯一可以寄予極大希望的戰鬥隊伍麼?不是只會使革命組織同那些憤憤不平的、起來反抗的、準備鬥爭的、然而分散的並且正因為分散而顯得軟弱無力的群眾之間的聯繫中斷麼?而這種聯繫正是我們勝利的唯一保證。我們決不想否認單獨的英勇突擊的意義,可是我們的責任是要竭力告誡人們不要醉心於恐怖行動,不要把恐怖行動當作主要的和基本的鬥爭手段,而現在有許許多多的人非常傾心於這種手段。恐怖行動永遠不能成為經常的軍事行動,它至多只能成為發動決定性衝擊時的手段之一。請問,我們現在是否可以號召發動決定性的衝擊呢?《工人事業》顯然認為是可以的。至少,它是在高喊:“組成衝鋒隊吧!”可是這仍舊是一種失去理智的狂熱。我們的軍事力量大部分是志願兵和起義者。我們的常備軍只是幾支人數不多的隊伍,而且就是這幾支隊伍也還沒有動員起來,它們彼此之間沒有聯繫,還不能組成作戰隊伍,更不用說組成衝鋒隊了。在這種情況下,凡是能夠認清我們鬥爭的總的條件,而且在事變歷史進程的每個“轉變”中不忘記這些條件的人都應當懂得,我們當前的口號不能是“發動衝擊”,而應當是“對敵人的堡壘組織正規的圍攻”。換句話說,我們黨的直接任務,不能是號召現有的一切力量馬上去舉行攻擊,而應當是號召建立革命組織,這一組織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能夠統一一切力量,領導運動,即隨時準備支持一切抗議和一切發動,並以此來擴大和鞏固可供決戰之用的軍事力量。

二三月事件 的教訓是很深刻的,現在大概不會有人在原則上反對這種結論了。可是現在要求我們的,不是在原則上而是在實際上解決問題。要求我們不僅懂得需要有什麼樣的組織來進行什麼樣的工作,而且要制定出一定的組織計畫,以便能夠從各方面著手建立組織。鑒於問題的迫切重要性,我們想提出一個計畫草案來請同志們考慮。關於這個計畫,我們在準備出版的一本小冊子裏將作更詳細的發揮。

我們認為,創辦全俄政治報應當是行動的出發點,是建立我們所希望的組織的第一個實際步驟,並且是我們使這個組織得以不斷向深廣發展的基線。首先,我們需要報紙,沒有報紙就不可能系統地進行有堅定原則的和全面的宣傳鼓動。進行這種宣傳鼓動一般說來是社會民主黨的經常的和主要的任務,而在目前,在最廣大的居民階層已經對政治、對社會主義問題產生興趣時,這更是特別迫切的任務。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進行集中的和經常的鼓動工作,用以補充靠個人影響、地方傳單、小冊子等方式進行的零散的鼓動工作;而要進行這種集中的和經常的鼓動工作,就必須利用定期的報刊。報紙出版 (和發行)號數多少和是否按時,可以成為衡量我們軍事行動的這個最基本最必要的部門是否堅實可靠的最確切的標準,這樣說看來並不是誇大。其次,我們需要的是全俄的報紙。假使我們不能夠用報刊上的言論來統一我們對人民和對政府的影響,或者說在我們還不能夠做到這點以前,要想去統一其他更複雜、更困難然而也是更有決定意義的影響手段,那只能是一種空想。無論在思想方面,或者在實踐、組織方面,我們的運動的缺點首先就在於自己的分散性,在於絕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人幾乎完全陷入純粹地方性的工作中,這種地方性的工作會縮小他們的眼界和他們的活動範圍,限制他們從事秘密活動的技能和水平的提高。因此,我們上面所說的那種不堅定和動搖的最深刻的根源,正是應當從這種分散性中去尋找。而為了克服這個缺點,為了把各個地方的運動合成一個全俄的運動,第一步就應當是創辦全俄的報紙。最後,我們需要的報紙還必須是政治報紙。沒有政治機關報,在現代歐洲就不能有配稱為政治運動的運動。沒有政治機關報,就絕對實現不了我們的任務—— 把一切政治不滿和反抗的因素聚集起來,用以壯大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我們已經邁出了第一步,我們已經在工人階級中間激起進行“經濟”揭露,即對工廠進行揭露的熱情。我們還應當再前進一步,在一切稍有覺悟的人民階層中激起進行政治揭露的熱情。不必因為目前政治揭露的呼聲還顯得無力、稀少和怯懦而感到不安。其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大家都容忍員警的專橫暴虐,而是因為那些能夠並且願意進行揭露的人還沒有一個說話的講壇,還沒有熱心聽講並且給講演人以鼓舞的聽眾;他們在人民中間還完全看不到那種值得向它控訴“至高無上的”俄國政府的力量。而現在這一切都在極其迅速地變化著。這樣一種力量現在已經有了,這就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已經證明它不僅願意聽從和支持政治鬥爭的號召,而且決心勇敢地投入鬥爭。現在我們已經能夠並且應當建立一個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講壇;——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就應當是這樣的講壇。俄國工人階級與俄國社會其他階級和階層不同,它對政治知識經常是感興趣的,它經常(不僅在風暴時期)迫切要求閱讀秘密書刊。在有這樣廣泛的要求的條件下,在已經開始培養有經驗的革命領導者的條件下,在工人階級的集中化已經使工人階級實際上成為大城市工人區、大小工廠區的主人的條件下,創辦政治報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完全辦得到的事情。而通過無產階級,報紙還可以深入到城市小市民、鄉村手工業者和農民中間去,成為真正的人民的政治報紙。

但是,報紙的作用並不只限於傳播思想、進行政治教育和爭取政治上的同盟者。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就後一點來說,報紙可以比作腳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築物周圍,顯示出建築物的輪廓,便於各個建築工人之間進行聯絡,幫助他們分配工作和觀察有組織的勞動所獲得的總成績。依靠報紙並通過報紙自然而然會形成一個固定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僅從事地方性工作,而且從事經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員密切注視政治事件,思考這些事件的意義及其對各個不同居民階層的影響,擬定革命的黨對這些事件施加影響的適當措施。單是技術上的任務——保證正常地向報紙提供材料和正常地發行報紙——就迫使我們去建立統一的党的地方代辦員網,這些代辦員彼此間要密切聯繫,瞭解總的情況,習慣於經常按時執行全國性工作中的各種零星任務,並組織一些革命行動以檢驗自己的力量。這種代辦員網[1],將是我們所需要的那種組織的骨幹。這種組織,其規模之大使它能夠遍佈全國各地;其廣泛性和多樣性使它能夠實行嚴密而精細的分工;其堅定性使它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轉變關頭”和意外情況下都能始終不渝地進行自己的工作;其靈活性使它善於一方面在占絕對優勢的敵人集中全部力量於一點的時候避免同他公開作戰,另一方面又利用這個敵人的遲鈍,在他最難料到的地點和時間攻其不備。今天我們面臨的還是比較容易完成的任務——支援在大城市的街頭遊行示威的學生。明天我們就可能面臨更困難的任務,例如,支援某個地區的失業工人的運動。後天我們就必須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以革命的姿態參加農民的暴動。今天我們必須利用政府向地方自治機關進攻所造成的緊張的政治形勢。明天我們就必須支持人民反對沙皇的某個兇惡的走狗的騷動,幫助人民用抵制、抨擊、遊行示威等等方法來教訓他,使他不得不作公開的讓步。只有靠正規軍經常活動才能使戰鬥準備達到這種程度。假如我們集中自己的力量來辦共同的報紙,那麼,這樣的工作不僅可以培養和造就出最能幹的宣傳員,而且可以培養和造就出最有才幹的組織者,最有才能的党的政治領袖,這些領袖在必要的時候,能夠提出進行決戰的口號並且領導這個決戰。

最後,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誤會,我還想再說幾句話。我們一直都只是講有系統的有計劃的準備,可是我們決不是想以此說明,專制制度只有在正規的圍攻或有組織的衝擊下才會垮臺。這種觀點是一種荒謬的學理主義。相反,專制制度完全可能由於各方面隨時都可能發生的某一次自發的爆發或無法預料的政治衝突的壓力而垮臺,而且從歷史上看來,這種可能性是更大的。但是,任何一個政黨,只要不是陷入冒險主義,就決不會把自己的活動建築在指望這種爆發和衝突上面。我們應當走自己的路,堅持不懈地進行自己的有系統的工作。我們愈是不指靠偶然性,我們就愈不會由於任何“歷史性的轉變”而手足無措。

載於1901年5月《火星報》

第4號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

    第5卷第1—13頁




[1]自然,這樣的代辦員只有在同我們黨的各地的委員會(團體、小組)密切聯繫的條件下,才能有成效地進行工作。而且一般說來,我們所擬訂的整個計畫,當然也只有在各地的委員會的積極支持下才能實現。這些委員會在黨的統一方面已經採取了許多措施,我們相信它們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定能夠以這種或那種形式爭取到這個統一。          



2016年6月29日 星期三

重新看待90年代台大VS非台大、自由之愛VS民學聯之爭:關於學運主體性的思考

--摘引自鄭中睿,2009〈百合與草莓之間(被忽視的種種):告別中正廟幽靈〉第五章:學運主體性?,發表於「第五屆政大社會系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主辦:政大社會系)。

 ※    ※   ※    ※     ※    ※    ※    ※


既然「中老年人」如此不濟,年輕人便別無選擇只能倚靠自己了——「學運主體性」終究只能在學運本身的實踐裡頭尋找。而目光一旦移回學運本身,我們便會發現:早在野百合的當下,學運便已經對「學生做為全民請願代表」當中的虛妄有相當深刻的警覺與反省了。不論白曉紅、邱毓斌、郭紀舟、范國棟、施威全,[1]數篇野百合結束不久後寫就的文字都提出了以施威全(1990。引自 林美挪,1990337)表達得最為完整的觀點:
從野百合廣場的四大訴求及整個運動的結果來看,其實這是場政治運動,只是參加者是學生而已。亦即,學生是以公民的身份參加了運動,並排擠了其他公民的參與;學生的身份和群眾的特殊性,並沒有在運動上發揮。先做個假想,假使這場運動是交給蝸牛組織或任何一個秩序嚴謹的社運團體來處理,其對台灣的作用將是一樣的,除了「學生」這個身份可以是新聞和道德上的賣點以外。
短短一段話,濃縮了台灣學生運動在1980年代圍繞「學運主體性」的整場路線爭議、辯論。更白話、精簡地說,以施威全等人的反省為出發,整個80年代學運對「主體性」的關懷完全可以歸結到以下提問:「學生運動和其他社會、政治運動之間的互動關係應該以什麼樣的面貌來展現?」(邱毓斌,1990。引自 林美挪,1990313
在陳信行(2004226)的回顧裡,「主體性」是這麼一個模糊不清,其做為被分析對象比將之使用為分析概念更有意義的玩意兒:
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各派系最喜歡的一個字眼就是「主體性」。學校老師教官校園特務把學生當小孩子是侵犯了我們的「主體性」;聯盟運動的場子中我們派系的聲音被壓下來、旗號不夠鮮明、訴求被忽略也是侵犯了我們的主體性。這個既曖昧又似乎充滿意義的本土自產字眼似乎是從「自我」被不斷壓抑的戒嚴時代解放出來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時代精神。
80年代的校園先行者而言,「學運」幾近是完全從零開始、無中生有的實驗。往上,台灣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不見與196070年代保釣運動的系譜關係,遑論承接日據時期反帝、反殖民的學生運動傳統。向外,反對運動主要不脫「黨外/民進黨VS黨國/國民黨」的二元對立架構,以各路「民間勢力」結盟挑戰黨國體制為運動主旋律,並無太細緻區分不同部門社會運動在所謂「民間」或「黨外」內部的異質性與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張俊宏,1989;杭之,1990)。[2]在往上繼承不到理論資源,向外不甘僅是反對運動附庸的狀況下,學生運動只能在「混雜著自由民主、左傾反帝、單純地對弱勢團體關心的正義感,及素樸的台灣本土意識」(鄧丕雲,19939)的思想與實踐中逐漸摸索、建立屬於自身的傳統,生產出「主體性」這個儘管混淆不清,卻是學生運動唯一得以藉之自我辨識的詞彙。
時序演進,若以1981年台大大論社「五人小組」為起點,19903月野百合時,學運儘管稚嫩依舊,9年間卻也的確開創了一些隱隱約約的所謂「派系」、「傳統」、「路線」。按陳信行(2004)的說法,當年的廣場上,是有「自由之愛」[3]與「民學聯」[4]兩大派系分別代表的「菁英主義」與「反菁英主義」兩條路線在彼此競爭的。如今,重探當時的「路線鬥爭」,我認為可以從兩條線索切入「自由之愛」與「民學聯」之間的不同:其一,是陳信行(2004259)所謂「兩種對於學生知識份子與群眾之間的關係(從而是民主運動中菁英與群眾之間的關係)的不同觀點」;其二,則是學運之「基地」何在的觀點差異。[5]
從第一條線索切入,陳信行(2004260)批評自由之愛在學生知識份子與群眾的關係上採取功利的菁英主義態度:「知識份子菁英與其他群眾之間的關係……僅僅是犬儒的利用關係:知識份子用自己的光環來合理化群眾的社會運動(雖然不見得有用),而群眾反過來抬高這些知識份子的身價。」在菁英的功利世界觀中,「任何理想的宣示都只是暫時的手段……每個不同的群體甚至個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目標,只是在暫時性的結盟關係中結合」(陳信行,2004261);說來,這是一種徹底世俗的態度,夷平了不同政治信念間烏托邦想像的差異,使得「政治」只是純粹「投入→產出」的效益計算。相對自由之愛的唯效益計算,民學聯則秉持某種「人民民主」的烏托邦想像,主張「在一次次為了爭取護衛自己利益的群眾動員中,由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發展出足以與現在與未來的統治者相抗衡的世界觀、政治技能、與基層組織」;而在這樣「人人當有能力當主人的基進民主社會」的打造過程中,「知識份子、社運工作者等菁英……不應該、也不可以成為『代理人』,而只是支持者、陪伴者」(陳信行,2004264)。
前面提到,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一直在摸索的是自身與其他政治、社會運動的關係;並且,學生運動起源於對言論自由、校園普選、黨政軍退出校園、廢除「特別權力關係」等「校園民主」舉措的要求(鄧丕雲,19932-54),本身也是當時民主化運動的一支。因而,民學聯對自由之愛的批判並不只是學運「茶壺內的風暴」,而是扣連著她/他們對由民進黨主導,採取民粹主義形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不滿:
民粹主義的運作邏輯是這樣的:領導菁英頭人簡單地把社會化為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及包括這些運動領導者在內的被統治「人民」,在彷彿鐵板一塊的「人民」中各個階級與群體所經歷的壓迫,在這個路線中,都必須被轉化為對統治階級的抗議。而受壓迫群眾翻身出頭天的希望,在於把不同於統治階級的那些「我們的」代言人推上權力的寶座,然後讓這些頭人照顧我們,代理「我們」解決一切。在這種路線的實踐中,種種活生生的矛盾被吸納、收編、掩蓋,尤其是那些存在於「人民」之中的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這樣的頭人政治形式壓抑了民主運動本來應許的各個社會生活層面上的民主化,而僅剩下單薄的政治體制改造與選舉政治。
(陳信行,2004262-263
在民學聯的成員們看來,在採取民粹主義做為群眾動員的理論依據上,自由之愛的學生知識份子與等待奪權的民進黨政治頭人們是沆瀣一氣的。至少對民學聯而言,這樣的判斷並非毫無依據;例如,自由之愛遠比民學聯熱中於「國會改造」此一被學運界定為「政治抗爭」的議題,與採取議會路線的民進黨步調一致,因而曾有民學聯成員指自由之愛成員為「政治權力的接班人」(鄧丕雲,1993198)。總之,可以這麼說:19903月的中正廟廣場上,民學聯其實是以其對當時民主化運動的整體分析,貫串糾察線兩端分屬學運及政運的菁英為一體,同時進行內外兩面的鬥爭,因此才會有陳信行認為「學生知識份子與群眾的關係同時是民主運動中菁英與群眾的關係」的主張。
有趣的是,對於民學聯貫串學運與民主化運動所提出「社會運動VS政治運動」、「人民民主VS資產階級民主」、「左VS右」的種種路線區分,畢業於台大的鄧丕雲(1993201-202)屢次在《八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裡表露不以為然之意,認為不過是存在有「兩種氣質不同的人,相當接近物以類聚的方式,或是說兩組不同的人脈關係,即兩個派系」;在這樣刻意膨脹差異的「派系史觀」中,「各種意識型態,運動路線及組織方式在論述上的差異」都是沿著「團體認同感的劃分而出現的」(鄧丕雲,1993192)。也許正如同陳信行的批評,鄧丕雲不同意有事實上「路線差異」是因為功利主義不相信什麼「終極理想」,因而不認為這些依不同政治信念劃分的立場有任何意義。[6]不過,撇去這個難以判定真偽的陰謀論解釋,在我看來,陳信行與鄧丕雲之間的差異其實透露著更為重要的訊息,亦即:鄧丕雲是在「學運的基地何在?」此一關懷上抱持與民學聯的不同意見。
至少在我看來,若以嚴格標準的標準檢視「自由之愛」與「民學聯」,兩者是否真構成運動上的「路線」是大有問題的。不過,這不表示我同意鄧丕雲的看法,認為它們僅是兩群純粹互看不爽的同儕群體;亦非表示做為兩個「派系」,兩造成員在思想與實踐上不存在足供第三者區別的差異。較精準的說法,是我懷疑自1981年「五人小組」現身以至1990年野百合出檯的9年間,台灣學生運動有發展出理論綱領足夠明確、組織紀律高度嚴明的所謂「路線」。[7]而倘若在我要求的層次上,「自由之愛」與「民學聯」皆不構成「路線」,則兩者以至當時的整個學生運動其實都還只停留在自我摸索的階段:隱隱約約間,「我們」有些共同主張;隱隱約約間,「我們」和「她/他們」的想法不大一樣;隱隱約約間,我們能勾勒出對「學運」的一些想像;隱隱約約間,我們卻也不完全清楚「學運」的真正模樣。而是在這樣隱隱約約的摸索狀態中,於內,民學聯和自由之愛尚不構成兩股「真正」水火不容的政治主張;於外,學運也還稱不上什麼「獨立的社會力量」。而既然整個學運都還停留在相對「鬆散」[8]的程度,兩條「路線」內部自然也存在相當的異質,尚無法一翻兩瞪眼地定調一方為「左/社會運動/人民民主」、一邊為「右/政治運動/資產階級民主」,至多是兩邊各有若干展露明確「傾向」的人物,說派系內所有成員此生都明志如此則遠遠不至。以上述的後見之明看待80年代學生運動的「路線之爭」,儘管我高度認同「人民民主」的政治/社會願景,也完全同意民學聯對民進黨做為「資產階級民主」的民粹動員機器的評價;[9]卻也不能不認為當時的民學聯過於急躁,在自身的理論及組織尚未裝備完全、對作戰環境的分析還不夠清晰的情況下就以民主化運動的「運動戰」(war of movement)等同學生運動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略失準頭地選定對手、介入廝殺。[10]
儘管我猜測鄧丕雲不會使用「運動戰」和「陣地戰」說明他對「學生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的期待,但引入這組概念後觀察他對「學運的基地何在?」的關懷,將可以得出許多可能在他原本預料之外的有意思詮釋。基本上,鄧丕雲是主張校園是學運的「草根」的,認為民學聯是「一個把基地與戰場皆定位於社會的團體,它並不企盼爭取學生群眾的支持,而會結合社會上的弱勢群眾向資本家或國民黨進行抗爭,校園對它來說只是人才甄補的地方而已」(鄧丕雲,1993268),並批評這樣的做法是「在挖掉學運的根,因為在校園與社會間尚有巨大的落差時,如果沒有蓬勃的校園運動彌補中間的差距,學運份子走出校園同時是脫離校園,離開自己的草根,如此學運份子也不該叫學運份子了」(鄧丕雲,1993243)。[11]不同於民學聯貫串民主化運動與學生運動為一體的思考(或按鄧丕雲的用語:「社會與校園」),以上引用的文字中,鄧丕雲一直有意識地強調學運或校園的某種「獨立」性格。辨識出兩者在這方面的差異後,以「學運的基地何在?」這條線索為經緯,回頭檢視「學生運動與其它政治、社會運動關係?」此一「學運主體性」的核心關懷,邱毓斌的大哉問於是牽涉到以下提問:「校園(或大學)究竟是什麼玩意兒?」儘管按台大此一學運傳統的發展脈絡,鄧丕雲對校園之「獨立」的強調是順著挑戰「特別權力關係」以來對「大學」法理定位的探討;但若使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運動戰」與「陣地戰」的概念區分,則倘若大學真具備某種獨立性格、地位,其必定涉及這個龐大「建制」(institution)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功能。
於是乎,從中正廟前廣場出發,途經學運主體性,此刻我們終於回到校園,進入了一場攸關學運生死的理論辯論。



參考文獻
林美挪(編)
1990 《憤怒的野百合》。台北市:前衛。
陳信行
2004 〈我的野百合——一個1990年三月學運參與者的自我批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4pp.253-276
鄧丕雲
1993 《八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台北市:前衛。


文章出處:-摘引自鄭中睿,2009〈百合與草莓之間(被忽視的種種):告別中正廟幽靈〉第五章:學運主體性?,發表於「第五屆政大社會系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主辦:政大社會系)。




[1]. 皆見:林美挪(1990)。
[2]. 刻意如此?
[3]. 清一色由台大學生組成,亦有人稱「台大系統」。
[4]. 主要由非台大學生組成,亦有人稱「非台大系統」。
[5]. 以「自由之愛」和「民學聯」分別代表兩條路線的麻煩在於:做為「學運派系」,兩者的內部組成都高度鬆散,充滿「自由心證色彩」(鄧丕雲,1993269);且許多「學運世代」(何榮幸,2001)中人即便當時屬於同一派系,如今的政治立場卻也相差許多,更增添論證某批人構成某條運動路線的難度。不過,至少在鄧丕雲的研究裡,並不見有人反對當時的學運內部存在這兩個派系,且在議題偏好、運動策略上確實有沿派系存在的差異;只不過在究竟哪些人構成那個派系上眾說紛紜,至今不見定論。
[6].《八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裡是有一些可被如此詮釋的段落,例:「民學聯與編研會(按:由「自由之愛」發起的校際串連網絡)間的不同選擇,只是在路線上不同的資源動員策略而已,並不能膨脹成意識型態的左右對立,或運動路線上政運與社運的矛盾。民學聯的社會實踐,是在資源動員議題上的擴大,可是並不是在原有大學法修訂的軌道運行,因此,這種選擇使得大學法對他們來說只具有策略性的意涵。」(鄧丕雲,1993195)使用「資源動員論」解釋民學聯與自由之愛之間的齟齬,鄧丕雲的確展現了某種「實際」性格;或用他自己的描述:台大「這個傳統的『嘗試』精神」(鄧丕雲,1993269)。
[7]. 例如民學聯一度期許自己成為的「先鋒黨」(鄧丕雲,1993194)。
[8]. 當然,相較學運如今的發展,當年的「鬆散」已經顯得非常嚴密了。
[9]. 這個事實如今還不夠明顯嗎?亦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委會(2004)。
[10]. 或更準確地講:沒有區分出「運動戰」與「戰地戰」。
[11]. 陳信行(2004263):「對於民進黨主導的政治改革運動,以及『自由之愛』系統當作核心關懷的校園民主運動,『民學聯』的社團仍然將之視為關注焦點之一,但不是全部,甚至常常不是最核心的關懷。」

2016年6月22日 星期三

80年代以降的臺灣學運史上的第二起罷課事件--花蓮精鍾商專事件

宜花東地區的學運,在台灣自80年代以的學運史中,算是發展的時間最晚的。從文獻上來看,一直到1998年慈濟大學「反射」才有學運的萌芽,然而沒過多久在2001年發生的「精鍾商專罷課事件」,卻讓這個臺灣學運最晚發展的地區,留下臺灣學運史不能抹滅的一頁!

關於精鍾商專罷課事件的過程,因為筆者目前手上資料有限,這裡不細述。只在此分析一下這個事件的歷史意義,從1990年野百合到2014年太陽花,「罷課」都是經常會被提出來的手段,但實際執行上多是雷聲大、雨點小,例如:太陽花學運時很多學校發起的「自主罷課」,其實不過是換個名字的「公共論壇」、「言論廣場」而已。


80年代以降的臺灣學運史上,第一樁真正成功的罷課行動,是1994年的「文化大學美術系事件」,長達一個月的罷課,成功的讓教育部介入,讓被惡意退學的學生秦政德復學。其間參與籌劃罷課活動的文化大學學運團體,從創立「小草藝術學院」,到前往教育部陳情等各種手段盡出,在這一個月中可謂殫精竭慮,而在事件結束後,面對文化大學校方的「秋後算帳」,也可說是艱苦卓絕。罷課這件事情,從來都是說的比做的要容易。

由於罷課行動的難度太高,因此除了1994年文化大學美術系事件外,從北到南都沒有任何一個學校的抗爭活動採取這種手段。對臺灣的學運來說,1994年的「文大美術系事件」創下了一個難以逾越的標竿!沒有想到第一個直接挑戰這個標竿的,竟然是在臺灣學運最晚發展的宜花東地區,而且是一所在當時就學運發展來說非常邊緣的學校--精鍾商專!

精鍾商專罷課事件發生時,正是中區的學運團體因為九二一地震、民學聯2.0(註一)、反戰、反軍購、成大MP3事件..等議題而非常活躍的時期。而且當時東海人間工作坊的某位畢業學姐正居住在花蓮,並和參與罷課的學生有接觸,因此東海大學的人間/台研、中興大學黑森林工作室,都有公開發文表示聲援。

東海人間工作坊的聲援信函如下:

聲援精鐘商專學生

我們最初從XX學姊那裡得知你們進行抗爭的消息,並在226日到台北支援你們北上的請願活動。我們從中了解到了你們的處境,發現你們面臨的狀況和我們有許多相似之處,但程度上更嚴重許多。

大約從1980年代以來,台灣的教育部門跟其他部門一樣開始了「自由化」「私有化」的腳步;國家改變它的角色,一變而成為資本家的走狗,逐漸把原應由國家承擔、保障的教育推給各地大大小小的財團、地方派系去經營,憲法規定的國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遭到無情、徹底地踐踏,學校成為赤裸裸的營利工具,一切的東西依照「賺取最大利潤」這一規則運行,於是教室空間要儘可能多塞學生,老師要儘可能延長工作時間、降低薪資,住宿品質低劣、安全堪慮,收費卻貴得離譜……這一切,正是今天全國學生共同面臨的問題,而你們的行動,正是對這問題的反抗!今天,我們為了要對這種種的壓迫、不正義共同予以反擊而走到一起,我們要向你們致敬,因為你們不畏艱難、勇敢對抗來自校方的種種壓力鼓舞了我們奮鬥下去的希望。

很高興知道你們已經開始積極地籌組一個長遠的學生組織,這的確是關鍵;作為受壓迫的一方,沒有行政資源、沒有經濟支持,唯一的武器,就是組織,就是組織起來的、思想覺悟的人。這是條複雜的、長遠的但也是唯一的、充滿希望的道路,它需要不斷的學習與實踐,希望我們能就此為你們做些什麼,但最關鍵的,還是你們的堅持與覺醒!

致上團結之意

東海大學人間工作坊』



黑森林工作室的聲援信函如下:

致精鐘商專同學

得知你們的罷課行動,深深為你們的勇氣與堅持感到欽佩。

從網路、新聞以及他校社團同學之間的書信往來,我們看到了種種令人髮指氣憤的事實;校方任意收取課本書籍費、宿舍品質低落卻強收昂貴住宿金、學生超收造成教學品質低落、教師超長工時工作……,這些現象宛如喪鐘般地震醒了國立大學的保守與反動。在台灣目前教育自由化商品化趨勢下,國立大學也將步向經費自籌、高學費低教學品質的黑暗角落。國家教育部門逐漸放棄其應負擔之責任,放任學校自教育單位,變相成為營利單位。而國立大學,在這一波自由化的趨勢下,也將面臨相同的處境─高學費,低教學品質。因為在市場商品追求利潤的邏輯概念下,所有不管是公立還是私立的學校,即將棄教育大業而不顧,紛紛淪為學店營利單位;學生,也將難逃成為「被剝削者」的命運。而你們的行動,給予我們勇氣與啟發。我們看到了未來自己即將面對的命運,但也看到了,在未來將面臨的黑暗中,依舊有著反抗不公不義之希望曙光。

    同為被壓迫者,所以我們有著同樣的命運。不管是現在或未來,為了抵抗這不公不義,將人視為賺錢工具的吸血制度,我們除了團結外,別無他法。你們的罷課行動,給了我們警訊與啟示,除了在校園中聲援你們行動外,我們也將在我們的組織上有所準備,以對抗高學費的來臨。同樣地,也深切地希望你們,能在校園中展開屬於學生的組織。唯有團結,被壓迫者才有生存的可能。你們的罷課行動給了我們這樣的啟示,希望你們能繼續堅持下去。藉由團結被壓迫者,開展出真正屬於我們的力量。

加油!

與你們有著同樣命運的夥伴
中興大學黑森林工作室』


東海人間工作坊與臺灣文化研究社並在合作發行的刊物「(新)東潮」第四期(註二),以社論篇幅專題評論精鍾商專罷課事件。






同時在校園內張貼評論海報:

『精鐘學生抗爭的原因與啟示


上週開始的(21日)精鐘商專學生靜坐罷課事件,其中所揭露的台灣高等教育種種弊病叫人怵目驚心,學生開始靜坐之後,本應自我檢討、負起責任的教育部,卻只想讓學生盡快回去上課,態度消極、退縮,而精鐘校方就更誇張了,居然說一切都是誤會、誤會。 

我們在與精鐘學生接觸之後發現:精鐘商專的學生繳交昂貴的學雜費已經超出一般私立專科許多,但是教學及生活環境卻沒有絲毫改善;他們要在電腦實習費以外繳交網路費,但是電腦教室設備不足,甚至兩個人共用一台電腦;住宿費高達七千元,但是房間裡光線不足,三千多人用四五台飲水機,洗衣機、脫水機缺乏適當清理,冬天還要洗冷水澡,住宿生要繳網路費,但宿舍裡根本沒有網路線;校方強迫學生購買餐券,卻讓學生食用低劣的食物,甚至食物中毒;學生要繳清潔費,但同時要進行大規模的勞動服務;這些林林總總的費用,加起來一學期竟要七萬多元!學生這邊水深火熱,學校財團那邊卻是胡搞瞎搞、貪得無饜,並進行恐怖式的高壓管理,動不動以申誡記過、甚至找流氓黑道恐嚇靜坐同學為手段打壓學生,更以調職、辭退等等手法對付同情學生的老師;我們不禁要質問,在教育全面自由化私有化的情況下,學校淪為資本財團、地方派系的搖錢樹,試問:教育的品質何在?人的尊嚴何在?

回過頭來看,我們所處的東海不也是這樣嗎?十幾年來學校一面擴大招生人數,不斷砍樹蓋超大教室,一面調高學雜費,增加臨時約聘講師的數量,降低教學成本與人事開支;學校已經成為販賣文憑的超大量販店,校方變成生產文憑的資方,老師與各種軟硬設施就是它的生財工具;舉凡住宿問題、校園民主、飲食衛生、教學品質、生命安全、景觀規劃、人文精神,乃至一般教職員的勞動權益,總之,一切有礙它賺取最大利潤的東西,在自由化、私有化政策底下都必須徹底踐踏、打壓,直到它可以在發財的道路上橫行無阻為止!

面對這一日益深重的壓迫,精鐘的學生已經團結起來了,已經發出怒吼了,而身為大學生的、所謂「東海人」的我們呢?』


由於當時北部、中部的學運團體正在進行反高學費運動,精鍾商專罷課事件正好帶來對於90年代臺灣教改的「教育私有化」、「教育市場化」現象的深度反省。


(註一)民學聯是「民主學生運動聯盟」的簡稱,但在台灣學運史中曾經出現過兩個民學聯,一個是1990野百合學運前成立,於野百合學運後解散。另外一個則是出現在2001,大約在2003年左右停止活動,為了區別,筆者以「民學聯2.0」,稱呼2001年後出現的第二個民學聯。

(註二)「東潮」是1987~1989年間,由東海大學的地下團體--「東海吹浪之鯨社」發行的地下刊物,後來東海師生多以「東潮」稱呼這個東海學運的先驅。2000年東海人間工作坊、臺灣文化研究社發行聯合刊物「東潮,以取其立足東海、前進、批判的意義。為了區別這兩份同名的刊物,筆者以「(新)東潮」稱呼2000年後的刊物。






2016年3月15日 星期二


全學聯大事記

作者/許銘全

(原載於「野百和通訊」第三期,1993年3月22日出刊)

1990

05.04 為抗議李登輝提名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院長,欲重返中正廟和平靜坐,而遭警察強制驅離。

05.20 全學聯、知識界及社運界反軍人干政聯盟,共同發起反郝大遊行,抗議欲藉由郝柏村上台,已整治治安為由,大力鎮壓反對運動,以保證政治改革方向符合統治集團的利益。並緩和KMT日益加深的內部矛盾。野百合正式安置於中正廟,以象徵三月學運的精神永不凋謝。

09.21 於迷你谷舉辦為期三天的幹部訓練營。

12.25 全學聯和新生代主權聯盟組成1225行動聯盟,赴中山堂要求國民大會召開制憲會議,並承認中華民國主權不及大陸與外蒙古,並無罪釋放黃華。


1991

04.03 赴陽明山中山樓,抗議KMT兩階段的修憲。反對一黨之私的形式修憲,要求符合台灣人民利益的修憲條文,要求人民制憲。

04.17 再赴KMT中央黨部。

04.25 和反核學生工作隊赴台電大樓抗議興建核四廠。

04.28 全學聯中區各校於台中舉辦反核四,反六輕說明會。

05.08 爆發獨台會案,調查局逮捕清大學生廖偉程及陳正然等五人。全學聯暨  清大廖偉程救援會16日進駐台北火車站抗議。後廖偉程等人於18日獲釋。冰逼迫執政當局廢除了懲治叛亂條例。

05.20 參與知識界反白色恐怖大遊行。

07.08 於林口竹林寺舉辦全島學運幹部訓練營。

08.   參與搶救八里十三行遺址行動,反對執政黨當局漠視少數民族的文化遺    址。

09.07  和公民投票促進會、長老教會、台灣教授會共同舉辦公投進入聯合國大遊行

10.02  KMT中央黨部抗議立法院KMT黨團強行將核四預算解凍。

10.08  100行動聯盟發起廢除刑法100條運動,並於當日下午進駐台大醫院基礎醫療大樓,提出反閱兵,廢惡法行動綱領,但於1010日凌晨遭到驅離。

10.25  於高雄舉辦公民投票,進入聯合國大遊行。

10.    協同友愛殘障協會發起苦行百里行動。沿途藉募款以諷刺政府長期漠視殘障人士的權益。學生並組織醫療隊一路陪行。

11.08  和各弱勢人民團體、社運團體於台大校們前舉辦弱勢團體晚會。會中要求國大修憲過程,重視弱勢人民權益。

12.    全學聯中區和東海大學學生會,聯合中區各社團組成中區大學生選舉觀察團,延續三月學運學生對憲政改革的一貫立場和態度,於選舉過程中走路社會、觀察社會。並堅持反賄選及關懷弱勢團體權益的立場。

12.25  於台中參與公民投票進入聯合國大遊行

1992

03.20     籌組憲政改革觀察團,於國大臨時會開議日時,赴陽明山中山樓,要求重視弱勢人民權益,重視教育權。並和一百行動聯盟共同要求廢除刑法第一百條,並釋放政治犯。

04.06  參與社會權聯盟,和各社運團體合作,共同在國大施壓,要求重視弱勢人民權益。

05.01  參與高雄勞工團結大遊行,抗議工運人士顏坤泉遭判刑入獄。

05.21  參與原住民正名運動,和原權會共同赴陽明山要求國大重視原住民權益,並為正名請願。

08.10  於核一核二(金山、萬里)等處,舉辦反核營隊。


11.12  和三法一案學生工作隊,共同加入由各工運團體所舉辦的三法一案大遊行。


(原載於「野百和通訊」第三期,1993年3月22日出刊)
(感謝廖緯宸協助重新打字)